一、前言：從「租屋保障」到「行動控制」的結構性暴力
在都市邊緣地帶，許多定點茶工作者為了生計與隱私安全，不得不租住於「灰色地帶」的房屋，這些房源往往由特定仲介、房東或管理者掌控。近期，一種名為「安全服從守則」的契約型文書逐漸出現，聲稱目的在於「維護安全秩序」與「防止糾紛」。然而，當定點茶工作者被迫在簽署該守則後方能獲得居住權時，這種安排實際上構成了一種隱性權力不對等的治理模式：房東以安全為名，實質上獲取了對居住者身體、行動與言語的控制權。
此現象折射出定點茶工作者在制度與市場邊界中的雙重脆弱性：她們既是房客、又是被社會標籤的「風險個體」；在缺乏法律保障的前提下，「安全」成為被交換的籌碼，而「服從」則被制度化為居住條件。
二、權力不對等的法律與社會結構基礎
2.1 法律灰區中的「契約化支配」
在現行租賃法制下，房東不得以歧視性條件限制房客的職業或行為。然而，由於定點茶工作者多以匿名、現金交易等方式租屋，為避免曝光，她們常無法簽署正式租約。於是，「安全服從守則」被以非正式文件形式出現，內容包含「夜間不得接客於屋內」、「不得攜帶陌生男子出入」、「違者得立即終止租約並沒收押金」等條款。這些條款雖非正式契約，但卻在權力運作中成為具事實效力的行為約束。
2.2 社會污名與房東權力的正當化
根據戈夫曼（Erving Goffman）的「污名理論」，被社會視為道德風險者的群體，往往需透過自我順從來換取有限的社會容忍。在本案例中，房東將定點茶工作者視為「潛在麻煩源」，以「守則」形式要求服從，藉此建構自身的正當性。換言之，服從被包裝為秩序維護的手段，但本質上是對被標籤者的制度化壓迫。
三、情緒勞動與服從治理的內化過程
3.1 從「交易」到「馴化」
在「安全服從守則」體制下，許多定點茶工作者必須表現出「感謝」與「順從」的姿態，以維繫租屋穩定。這種行為與阿莉·霍克希爾德（Arlie Hochschild）所提出的「情緒勞動理論」相符：女性被迫在權力不對等的結構中，透過情緒管理來維持他人滿意。當「安全」與「租屋」綁定，情緒勞動便成為了服從治理的一部分。
3.2 「被照顧幻覺」的心理效應
某些房東或管理者以「安全保障」為名，建立監視設備或群組管理制度，使定點茶工作者誤以為自己「被保護」。然而，這種保護的邏輯本身是以控制為前提的照顧幻覺。這與傅柯（Michel Foucault）的「規訓權力」理論相符：當監控被內化為日常，個體便自動調整行為以符合權力預期。對定點茶工作者而言，「不違反守則」的心理壓力逐漸成為自我審查的形式。
四、房東與定點茶工作者的權力互構：安全的假象
4.1 「守則」作為治理技術
所謂「安全服從守則」不僅是契約文件，更是一種治理技術（governmentality）。它將空間管理、身體規範與社會道德融為一體，讓房東得以合法化地監控住戶。這種治理不依賴警察或政府，而是透過私人權力運作，形成「次級規範體系」。
4.2 服從的經濟邏輯
許多案例顯示，房東會以「違反守則」為由，拒退押金或提高租金，甚至要求「安全陪同費」。此時，服從不再僅是行為要求，而成為一種經濟剝削的結構性機制。房東透過「安全」的語言將控制正當化，使剝削隱身於保護之名。
五、結語：從「居住權」回到「人權」
定點茶工作者被迫簽署「安全服從守則」的現象揭示了兩層社會結構問題。首先，它顯示了定點茶工作者在制度外的生存成本極高，任何形式的「安全」都可能成為被利用的工具。其次，它凸顯了當代城市中私人治理權力的擴張：在政府缺位與法律模糊的情況下，「房東式治理」逐漸取代公共制度，形成一種灰色的社會控制網絡。
唯有當「租屋權」被視為基本人權的一部分，並建立針對定點茶工作者的住房保護政策（如匿名租屋保障、反歧視租屋法條、公益仲介制度），才能真正終止這種以「安全」為名的結構性支配。
第六章 治理化的日常：從「安全管理」到「服從制度」
在許多台灣都市定點茶工作者群聚區中，「安全服從守則」的運作逐漸常態化，甚至被房東群體視為「必要管理工具」。這一現象不僅是個別房東的行為，而是一種社會治理邏輯的延伸。根據傅柯（Michel Foucault）提出的「治理性（governmentality）」概念，當國家權力轉向以「風險管理」與「安全維護」為名之微觀治理時，社會中的私人主體也會模仿並複製這種權力邏輯，形成「分散式規訓」。
「安全服從守則」正是此種微觀治理的典型實例。房東以「安全」為理由，將監控、限制與規範導入租屋關係，形成一種「被授權的監控秩序」。在這種秩序下，定點茶工作者的身體與行動不再屬於私人領域，而被納入公共安全的框架中。這種治理形式的特徵在於：
權力非暴力化——控制不需透過強制或威脅，而是以「保護」與「合作」為名；
服從自願化——定點茶工作者為了租屋穩定，自願簽署甚至主動表忠誠；
規訓內化——行為限制逐漸被視為「合理代價」，形成自我約束。
這些特徵使得治理成為日常、柔性而深入的結構力量。傅柯所謂「監控社會」不再是高牆與鐵窗，而是一種被內化的規範化存在。
第七章 服從與依附：性別化的權力交換
7.1 「被照顧」的女性化權力關係
在性別結構的語境中，「安全服從守則」所隱含的不僅是居住控制，更是父權式保護邏輯的再現。房東常以「為妳好」、「這裡很危險」等語句，塑造出一種男性保護女性的情境敘事，使得被規範者在心理上將服從合理化。這與Nancy Fraser所論「照顧政治」（Politics of Care）相呼應：當照顧被權力化時，它不再是支持，而成為支配的柔性形式。
在這樣的語境中，定點茶工作者的安全成為交換條件——「你服從，我保護」。這種「被照顧」的女性角色，正是社會對於定點茶工作者雙重標籤的延伸：一方面她們被視為道德風險，另一方面又被要求成為「乖巧的受保護者」。
因此，「服從」成為性別化控制的表演舞台，呈現了「女性服從以換取庇護」的古老權力結構在現代城市中的再生。
7.2 依附關係的心理契約化
心理學者Rousseau提出「心理契約（psychological contract）」概念，指勞資或權力關係中非正式的期望與義務。對定點茶工作者而言，簽署守則不只是租屋協議，更是一種服從換取安全的心理契約。
房東期待「安靜、不惹事、不曝光」；而租客期待「不被驅逐」。雙方在這種非明文的期望下形成依附，卻極度不對等。當房東片面認定「違反守則」時，租客失去申訴管道，心理契約瞬間崩解。
這種依附結構導致的結果是：服從被再生產為生存條件，而非選擇。定點茶工作者不僅在勞動上受市場剝削，更在居住上被心理化馴化。
第八章 跨國比較：不同治理體系下的租屋控制模式
8.1 日本：從「風俗管理」到「業主責任」
在日本的風俗產業中，地方自治體對於「性產業用房屋」設有特別管理規範，房東若出租給相關用途，需登錄並遵守「安全管理指導基準」。然而，這些規範同樣被濫用為控制工具。例如，部分自治體要求業主「確保從業女性的生活紀律」，導致實際運作中出現房東代行監督的情況。
雖名為「安全維護」，實質卻形成行政治理的私有化延伸，使房東成為半官方的紀律代理人。
8.2 德國：合法化後的租屋歧視與空間邊界
德國自2002年《定點茶工作合法化法》通過後，定點茶工作者理應享有租屋與工作保障。然而，研究（如Annemarie Toebbe, 2018）指出，許多房東仍以「安全疑慮」為由拒租，或要求額外「安全押金」。有些地區甚至形成「定點茶工作專區」住宅群，導致定點茶工作者被空間化地隔離。
這顯示即使在法律保障體系中，社會污名仍可透過空間治理形式延續，租屋歧視轉化為「安全區劃」的制度化形態。
8.3 北歐：刑罰化政策下的間接控制
瑞典、挪威等北歐國家採取「買春刑罰化」模式，導致定點茶工作者租屋空間經常被警方以「共犯」名義取締。房東若被發現出租予定點茶工作者，可能面臨罰款或刑責，因此多數房東要求租客簽署「保證非性交易行為」聲明。
此舉在實際上形成與台灣「安全服從守則」類似的結果——房東以自保為由，將風險轉嫁給租客，迫使其書面自證清白。
8.4 比較分析：治理型態與文化基調差異
跨國比較顯示，不論合法化或刑罰化體系，定點茶工作者皆面臨不同型態的居住控制。差異在於：
**日本與台灣：**以「秩序管理」與「鄰里安全」為名的地方治理；
**德國：**以制度性空間劃分為主要控制手段；
**北歐：**以法律風險轉嫁為壓迫工具。
這些模式共同指向一個現象：「安全」成為治理的共通語彙，而服從則是其必要的副產品。
第九章 制度缺口與結構改革建議
9.1 法律保障的具體缺口
在台灣現行體制中，租屋法與人權法制尚未涵蓋職業歧視防範。由於定點茶工作未完全合法化，定點茶工作者租屋常以假身份簽約或透過第三方。此一情境造成：
無正式契約，導致租屋糾紛無法申訴；
房東得以任意制訂「守則」，甚至以監控為條件；
警政單位缺乏明確規範，導致執法模糊、歧視常態化。
因此，應建立「定點茶工作者居住保障專章」，明定房東不得以職業歧視、不得強制簽署附帶限制條件之租屋協議，並設立定點茶工作者住宅協助基金，提供匿名租屋服務。
9.2 非政府組織的介入可能
NGO與地方社福機構可扮演中介者角色，建立「安全但不服從」的租屋網絡。透過信任機制與匿名通報制度，讓定點茶工作者能在無需服從的前提下獲得實質安全。
例如：
成立「匿名租屋媒合平台」；
建立「非監控式安全通報App」；
設置「租屋歧視舉報中心」。
這些措施能逐步打破私人治理的壟斷，使「安全」回歸公共性。
9.3 政策轉向：「安全」的公共化
現行制度將安全責任外包給房東與個人，使結構暴力個體化。未來政策應回歸到「安全是公共責任」的原則，由政府提供安全認證、緊急住宿機制與匿名報案管道。
透過公共化，定點茶工作者不需以服從換取保障，而能以公民身份享有基本居住與安全權。
第十章 結論：安全的幻象與自由的可能
「安全服從守則」現象並非單一事件，而是當代社會治理轉向的縮影。當「安全」被語言化為合法控制的理由時，權力不再需要暴力，而是透過照顧、規範與協議滲入日常生活。定點茶工作者在此結構中被迫以服從換取生存，卻失去了最根本的自由——選擇的權利。
本研究指出三項核心洞見：
權力的分散化與私人治理的崛起：安全不再由國家壟斷，而由私人行為者執行，形成新型權力網絡。
污名與治理的交織：定點茶工作者因社會污名而被自動歸入「風險管理對象」，使其權益被制度化忽視。
自由的再定義：真正的自由不在於「被允許居住」，而在於「不需服從仍能被安全對待」。
因此，未來改革應超越「保護式治理」邏輯，邁向「尊重式保障」體系。唯有當定點茶工作者被視為完整公民、租屋空間被視為人權基礎，社會才能從安全的幻象邁向真正的平等。
📘 參考文獻（節錄）
Foucault, Michel. Discipline and Punish: The Birth of the Prison. 1977.
Hochschild, Arlie. The Managed Heart: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. 1983.
Fraser, Nancy. “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 and Care.” New Left Review 100 (2016): 99–117.
Toebbe, Annemarie. “Spatial Governance of Prostitution after Legalization.” German Journal of Urban Studies, 2018.
Rousseau, Denise M. “Psychological Contracts in Organizations.”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, 1995.
延伸閱讀
